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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空間 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撰文/王端正(經典雜誌發行人)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是構成歷史的重要元素，儘管許多人對歷史的解讀不同；也儘管許多歷史的寫成存在著不少的爭論，但歷史終究是把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編串的一條人類活動的軌跡，不管這條軌跡是深是淺，是正是偏、是寬是窄，無論如何，都是人類意識型態主導下的一系列記錄。
歷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來已久，許多大學設有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甚至歷史博士班，可見讀史、治史、寫史變成人類的大事，每個朝代都設有國史館、都設有御用的史官，每個朝代也都編寫著屬當朝觀點的歷史，而每個當朝的歷史，也都充滿著由當權者所主導的主觀意識型態成分，於是歷史就變得不十分可靠。政治左右了歷史的純度，歷史的純度又左右了人民的思考，所以各朝各代有正義感的歷史學家，都會有些不平之鳴，發出「讀史難、治史難、編史更難」的感嘆。
其實，嚴格地說，只要能擺脫政治的糾纏與意識型態的牽制，治史與編史並沒有那麼困難。如果能做到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治史又有何難？遺憾的是：「人在朝廷，身不由己」，治史的人往往和政治意識型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想跳脫政治干預的漩渦又談何容易。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鑑於治史不易，所以我們另闢蹊徑，企圖將政治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用貼近生活的方式反應四百年來台灣人民的篳路藍縷。慈濟今年已屆滿四十周年，四十年來慈濟從事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相對於台灣的四百年，四十年的時間實在微不足道。但時代在變，社會在變，我們生活的空間也在變，慈濟四十年的點滴作為，確在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貢獻。
慈濟在傳承與創新間，在科技與人文間、在宏觀與微觀間，都做了最好的調適與開創，慈濟的人文與大愛的精神已儼然成為台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歷史的長河裏，慈濟涓涓活水的注入，使台灣的歷史更為波濤壯闊。這種開創性與影響性，說是「慈濟現象」也好，說是「蝴蝶效應」也罷，總之，慈濟的四大志業對台灣社會引發了不小的震撼與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循著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發展的軌跡，我們想藉此全面檢視四百年來台灣的「慈善發展史」、「醫療發展史」、「教育發展史」、「人文發展史」，進而從中理出一條擺脫政治緊箍咒的制約，讓它更貼近從古至今，台灣先民與今人生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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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李文納(Emmanuel
Levinas)曾這樣說：
除非我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存在，否則我什麼都不是。人類是具有意義的存在。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我們其實是很自然地，真的為別人而存在，只有「為他人而活」，才是唯一可靠的安身之處。
不管歷史上有多少征伐戰爭，也不管人與人之間有多少衝突殺戮，更不管人我之間有多少愛恨情仇，但人，總脫離不了別人而存活。人，最牽掛的還是人，不管是親人或仇人。所以另一位哲學家利夫頓(Robert
Lifton)也說：
當我努力想像生命的終點時，浮現在我心中的意念是：「與他人關係的分離與終結。」所謂「關係」(Connection)，不僅僅是指「一起出現」，也指晤面雙方的互動內容。
我們策畫這套《台灣慈善四百年》、《台灣醫療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人文四百年》所採取的角度與立場就是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立場；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連結的互動。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牽制，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道關懷；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族群對立，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際和諧；我們不要有太多的傲慢與偏見，我們要有更多的慈悲與謙卑。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這面鏡子中，我們可以看清台灣四百年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的來時路，以及歷經這些來時路的艱辛與轉折。尤其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慈濟四大志業的異軍突起為這四大領域的歷史注入新血與活力，在非政府組織(NGO)觀念、作為、組織與方法上注入了清澈昇華的活水，這是值得注意與讓台灣民眾引以為豪的一件大事。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一再強調：「台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事實上，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一塊以純真勤樸見長的美麗寶島，雖然政治的多變與列強的爭奪，讓台灣百姓多災多難，但透過對台灣四百多年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歷史的整理，我們認清了台灣百姓的善良，先民在這四大領域的歷史中都沒有交白卷。
這四本套書的編著完成，我們要感謝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平面媒體的所有同仁，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發揮了團隊分工合作的精神，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四本大書，作為慈濟四十周年慶的獻禮。
歷史照片的蒐集和尋找，是本套書編輯過程最大的難題，然而，我們同仁也確實跑遍了台灣各大小圖書館，接觸了不少台灣民間的史料收藏家，甚至遠赴歐美著名圖書館，蒐集可用珍貴照片，目的就是要讓本套書能夠圖文並茂。希望讀者在閱讀的同時，能給予一些讚歎與掌聲，畢竟每一張照片，每一篇文字都費盡心力，得來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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